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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兴 国家兴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将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列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以来,中国由“法制国家”迈向了“法治国家”,作为一名执业20的专业律师,我有幸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中,见证了中国法律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同时也深感中国当前的法治现状依旧不容乐观,距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仍有较大空间。

习近平主席曾对中国法治现状表达过不满,此前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摘编了2014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节选,“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政法机关和干警执法随意性大,粗放执法、变通执法、越权执法比较突出。要么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要么违规立案、越权管辖;有的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有的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败坏政法机关形象,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纵观近些年影响较大的法律事件,因为法治不健全,铸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却又通过这些个案实现正义,成为了中国推动法治建设的杠杆,如孙志刚案促进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三鹿事件促成《食品安全法》正式出台、吴英案引起非法集资犯罪死刑存废争议、赵作海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唐慧案成为劳教制度废止的最后一根稻草。弗兰西斯·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10次犯罪”,这些冤假错案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幸好“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案件以个体牺牲为代价,换来了一次次法治的进步。然而,这绝不是法治中国应有的局面,建设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核心,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来预防冤假错案。

因此,中国需要依法治国方针理念的顶层设计到可持续、可操作的底层落实,需要自上而下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正是应势而为,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也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一次新的突破和创新,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我深受鼓舞,相信这必将提升其现代化国家治理水平,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同样,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也深信本次全会将会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无数法律工作者的执业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为法律工作者的未来执业方向提供了指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区别此前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两者虽一字之差,内涵大有不同。

法律体系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无法到有法、良法。目前,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迫切需要实际、有效的实施。

法治,正是全面实施法律的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才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应以弘扬法治理念为己任,坚守法治信仰,为维护法治、践行法治、传播法治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全会提出,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澳大利亚着名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司法不公,导致的司法腐败、法律公信力丧失、冤假错案等,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使我国的法治建设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必须要建立阳光司法机制,通过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追究制度”,将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避免“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由不同部门承担执行权,将使审判和执行的分离更加彻底,有助于司法公正;“设立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和检察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可以打破司法机构的“地方性依附”,是解决司法地方化的治本做法;“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这将有效监督司法人员公正办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我们相信,随着全会后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必将以司法公正筑牢社会公正之根、国家法治之基。

第三,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费尔德曾言“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2002年,司法部下发了两份关于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文件,即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全会细化律师类型,顺应了律师行业的发展,是对法律服务市场的重新布局和重新整合,将促进律师有针对性的为不同领域服务。

同时,全会正式确立了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律师、法学专家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法律经验,律师和法学专家进入司法系统,有助于提升司法人员的专业性,同时,这种有序流动能够打破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的隔阂,推动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学家组织一个法律共同体,进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达成共识产生积极作用。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治,是我们共同的价值和信念,是我们孜孜追求的目标,是治国安邦的利器。我们应当以四中全会为指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